回顾中国古代，几乎所有王朝都抑商、贱商，宋朝却是一个例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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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播剧《清平乐》将观众带回了人才济济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北宋中期。在民间传说 " 狸猫换太子 "、杨家将、包青天中充当 " 背景板 " 的宋仁宗赵祯，在这部电视剧中成了 "C 位 "。
" 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 "，大词人柳永以绮丽婉约的词章，记录下仁宗时代广为称颂的繁华：" 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 "。仁宗朝史官范镇认为：" 仁庙四十二年太平，吾身为史官二十年，不能赞述，而耆卿（柳永，字耆卿）能尽形容之。"
宋仁宗的嘉祐之治，是两宋这一繁荣时代中最令人怀念的岁月。时人以赞赏的口吻评论他：" 仁宗皇帝百事不会，只会做官家。" 在他逝世后，" 京师罢市巷哭，数日不绝 "，仁宗皇帝离世 30 年后，兄弟之邦辽国的皇帝耶律洪基仍在怀念他。南宋年间，有人路过宋仁宗的永昭陵，留下了 " 四十二年如梦觉，东风吹泪过昭陵 " 的诗句。
「万事不自由，只会做官家？」
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、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伊佩霞在《宋徽宗》一书的开篇，花费了数十页的篇幅讲述即位之初的宋徽宗赵佶对于礼法的遵循。的确，皇帝的生活单调而枯燥，一举一动都要遵循礼法，日常起居都有起居注官记录在案。



《宋徽宗》
[ 美 ] 伊佩霞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在多数宋人的印象中，仁宗朝确实算得上 " 民安俗阜，天下称治 "。北宋皇城紧挨着市井，站在最繁华的樊楼顶层，可以俯视宫禁。仁宗和宫人在宫中甚至能听见 " 丝竹歌笑之声 " 。相比之下，入夜后紧闭宫门的皇城，显得多么冷清寂静。仁宗的娱乐活动也少得可怜，而且他还很难尽兴。偶会与宫人赌钱玩耍，输钱了甚至会耍赖。宫人取笑他：" 官家太穷相 "，他则说 " 汝知此钱为谁钱也？此非我钱，乃百姓钱也 "。
与祖辈父辈不同，仁宗是宋朝第一位终生未离开京城的君主。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作者吴钩认为：" 如果不是出于礼仪之需，比如南郊祭天，仁宗甚至连踏出皇城都不容易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仁宗的人身自由度还不如他治下的一名臣民。"
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中的观点值得参考：" 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，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。我们发现，当发生角色冲突时，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。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"


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
吴钩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宋人高度赞赏宋仁宗的 " 百事不会，只会做官家 "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来自后仁宗时代的士大夫格外推崇的 " 垂拱而治 "，即君主当以无比尊贵的身份高拱在上，不亲细故，以宰相领导的政府具体执政，以独立于宰相的台谏监察政府，从而形成良性的权力制衡，达成优良的治理。所以说，" 百事不会 " 不是无能，而是说，君主应当谦抑，不逞强，不与臣下争胜；" 会做官家 " 是深谙为政之要。按照北宋大学者邵伯温的阐发，宋仁宗的为政之要是 " 任宰辅，用台谏，守法度 "。
正是在这样清明的政治环境下，范仲淹才能发出 " 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 " 的呼吁，张载才会喊出 " 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 " 的心声。因为，这些士大夫是真的把自己视为国家的栋梁，身担社会的重任，而不是皇帝的统治工具。
宋仁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 " 仁 " 为庙号的皇帝。元人修《宋史 · 仁宗本纪》，有一段评赞："《传》曰：‘为人君，止于仁。’帝诚无愧焉！"
「大宋群星闪耀时」
仁宗时代人才之盛，可谓光耀千古，为民间说书艺人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。 后世流传的诸多民间传奇，比如 " 狸猫换太子 "、包公故事、杨家将故事、呼家将故事、狄青等，皆是以宋仁宗时代为历史背景的。
翻开宋史，宋仁宗时代确实是群星闪耀，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文豪——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，悉数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；著名的 " 宋初三先生 "（石介、孙复、胡瑗）与北宋五子（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），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；依照仁宗朝大科学家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的记载，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，在仁宗朝即已出现。网罗这些名传青史的大人物，离不开庆历新政中 " 精贡举 " 等举措。
庆历三年（公元 1043 年），大宋与辽国达成了新的盟约，与西夏也进入了和谈模式。但是与西夏的数年战事和辽国的趁火打劫，宋朝自身的问题显露无遗：军事孱弱、财政不堪重负，面对外部威胁，执政大臣庸碌无为。庙堂内外亟须一场革新，宋仁宗建功立业、励精图治的热情也被边境问题激发了出来。
在宋仁宗的支持下， " 择官长 "（确立选拔地方长官的方法）、 " 明黜陟 "（制订考核官员的标准）、" 抑侥幸 "（限制恩荫子弟）、" 均公田 "（重新分配外官职田）、" 精贡举 "（教育振兴与改革、科举考试改革）、 " 减徭役 "、" 厚农桑 "、" 覃恩信 "（国家向黎民施行恩泽）等新政举措迅速得到推行。
两年后，主持新政的范仲淹、杜衍、富弼、韩琦等相继离朝后，庆历新政的部分举措还在继续执行中，还有部分举措获得了进一步的完善，比如 " 庆历兴学 " 中的 " 精贡举 "。吴钩认为，上述四人被逐出执政团队，并没有意味着新政完全失败。在北宋注重 " 分权与制衡 " 的体制下，大开大合的变革很难得到推行。加上宋仁宗并非说一不二的强势君主，他的优柔寡断，会让他在听到台谏的质疑声响时，动摇改革的初心。
" 精贡举 " 十余年后的嘉祐二年（公元 1057 年），欧阳修出任知贡举，担任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。策论一场，欧阳修出题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，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，颇具 " 孟轲之风 "，随即呈给欧阳修阅。欧阳修读得眼前一亮，觉得无论文采和观点，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。但他的 " 入室弟子 " 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，由于采用糊名法，文章属于谁，不得而知，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曾巩所写，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，便与梅尧臣商量将此文考生列为第二。复试时，欧阳修又见到一篇《春秋对义》，赞叹之余，毫不犹豫地将此考生列为复试第一名，确定为会元。发榜时，欧阳修才知道，初试、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，均出自苏轼之手。
后来，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说：" 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" 看到后生才情勃发，年过五十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孩童一般，信誓旦旦地要为苏轼出人头地开山避路，爱才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，当年共录取进士 388 人，不但包括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文坛巨匠，还有张载、程颢、吕大钧等日后的大儒，群星灿烂。《宋史 · 欧阳修传》说他：" 奖引后进，如恐不及，赏识之下，率为闻人。"
大文豪苏轼认为："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，搜揽天下豪杰，不可胜数。既自以为股肱心膂，敬用其言，以致太平，而其任重道远者，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，至于今赖之。" 诚然，活跃在后仁宗时代的神宗、哲宗乃至徽宗朝前期的一大批股肱之臣，实际也都是仁宗朝培育出来的。
历史总有一些曲径通幽处，值得后人玩味。庆历新政期间，滕宗谅、苏舜钦、欧阳修先后因为挪用公共财产而被贬谪，却为后人留下了三个著名景观——岳阳楼、沧浪亭、醉翁亭，以及三篇传世名作——《岳阳楼记》《沧浪亭记》《醉翁亭记》。通过灵动俊逸的文字，一千余年后的读者，得以领略宋代士大夫不凡的胸怀。
「昙花一现的商业文明」
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提出，中国的古代至中世，是 " 内陆中心 " 的时代；从宋代开始，变为 " 运河中心 " 的时代，" 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，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 "。按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的作者吴钩的观点，宋仁宗的祖辈——宋朝的立国者赵匡胤，迁就于漕运便利的现实情势，不得不定都于运河线上的汴梁，却也在无意中顺应了 " 运河中心 " 时代来临的历史大势。
今天的人们，可以通过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一览北宋都城汴京（今开封）的繁华。徐徐展开长卷，只见汴河两边，商贾云集，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市井气息扑面而来。由大商人、小商贩、手工业者、艺人等组成的各类市民，在瓦舍勾栏间享受着其他时代没有的市井生活。《水浒传》中，燕青带李逵潜入东京城观赏元宵花灯，就是先到瓦舍看热闹的：" 两个手厮挽着，正投桑家瓦来。来到瓦子前，听的勾栏内锣响。"
按照电视剧《清平乐》的叙事，古老的坊市制度——即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，用坊墙相隔离——是在宋仁宗手里终结的。但依照学者们严谨的考据，坊墙被推倒、坊市制瓦解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，宋仁宗只是顺应了市民阶层崛起、商业发达这一历史潮流。有一次 " 车驾行幸 "，尽管当时街道狭窄，仁宗却并没有下令拆迁、封路，而是简化了出行仪式。
在自发的繁荣与管制的秩序之间寻求平衡时，吴钩认为 " 这里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：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，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，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，并忍受一定之代价 "。很显然，宋仁宗用实际行动作出了选择。大词人柳永在描摹杭州 " 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 " 之余，也不忘描述当时人们美好的有些奢侈的生活：" 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" 北宋灭亡后，仍有诗人写诗回忆如梦一般的繁华：梁园歌舞足风流，美酒如刀解断愁。忆得少年多乐事，夜深灯火上樊楼。
自从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——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，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——以来，宋代的近代化色彩就成了海外汉学家们讲述宋朝故事时的重要母题。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认为，宋代 " 包括了很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，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‘近代早期’ "。在海外汉学界，" 宋代近世说 " 要比 " 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 " 更有说服力，更可能达成共识。
吴钩在另一本著作《宋：现代的拂晓时辰》中指出：中国最早的城镇化发生在宋代，其标志之一，就是大量市镇的出现。根据学者的统计，两宋时期见于史载的市镇多达 3600 个以上，其中一部分市镇，不论是人口数量，还是经济水平，都超过了一般州县。《宋史 · 地理志》记载：宋代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，有近 50 个。所以，放眼当时的世界，最繁荣、人口最多的城市，毫无疑问是北宋的汴京与南宋的临安。


《宋：现代的拂晓时辰》
吴钩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城市化的另一重要标志，就是城市的经济功能被发现。" 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居民 "，在古人眼里，城市就是用来履行保卫功能的。直到唐代，因为坊市分离，城市的商业功能也并未得到发掘。宋代相对繁荣的商业，唤醒了城市的商业功能。商人与商业，将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。
回顾中国历史，几乎所有的王朝都有抑商、贱商、辱商的政策、法律。宋朝却是一个例外，开朝之初，即颁布了一系列 " 恤商 " 法令。"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 " 的禁令，在宋朝也得到了突破。苏辙指出：" 凡今农工商贾之家，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。"
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道：" 十三世纪的中国，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：它独特的货币体系、纸钞、流通票据、高度发展的茶、盐企业，对外贸易的重要（丝绸、瓷器），各地出产的专业化，等等。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，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，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。"
可惜的是，南宋灭亡之后，高度发达的治理体系和商业文明并没有延续下去，历史的进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良宵在《元代史》序文中指出：宋亡之后，元王朝统一中国，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，" 它们对宋代而言，实质上是一种逆转……从严格的角度讲，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，到南宋灭亡，即陷于中断 "。
陈寅恪曾说：" 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后渐衰微，终必复振。" 商业文明的发展，有赖于文明的积累与演进，华夏文明之 " 复振 "，亦是如此。这是宋仁宗手下的清明治世留给后人最深厚的遗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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